1973年，知青刘朝旭拿到了推荐上大学的名额。临走前，他特意去跟队长告别，可刚走到队长家窗前，就听见里面传来对话。
队长说：“朝旭要走了，你去给他借点路费吧。”
队长媳妇叹了口气：“你上次把羊皮袄卖了，才凑够钱给知青买锅，现在我上哪儿借去？”
刘朝旭站在窗外，没敢推门进去。屋里煤油灯的光映在窗纸上，说话声音压得很低，却一字不落地钻进他耳朵里。那件羊皮袄的钱，他一直以为是生产队出的，从来没有多问过。
事情要从4年前说起。1969年，北京响应1968年12月22日《人民日报》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号召，刘朝旭和一大批北京知青坐着绿皮火车，来到了山西临汾的山区。
那时候，临汾还实行人民公社体制，村里是三级所有制，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。队长负责安排农活、记工分、分粮食、年底分红。
刘朝旭刚到村里时正是初秋。黄土坡连着一排排窑洞，吃水要去井里挑，烧柴要到山里背。从北京来的学生手上没茧，第一次下地干活，手掌就磨出了血泡。生产队按工分分粮，知青和本地社员一样，靠干活挣工分。
一天能挣多少工分，到年底再折算成粮食和一点点现金。
1970年，全国恢复高校招生，开始实行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制度。按照当时政策，要由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一级级推荐，重点看政治表现和劳动表现。
1973年，临汾所在的公社分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。公社干部到各个大队征求意见，经过群众评议，最终推荐了平时干活踏实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的刘朝旭。
公社开会那天，郭队长在会上说了一句：“这娃在地里干活不躲不闪，给他这个名额不亏。”
刘朝旭听到消息时一下子愣住了。名额来得太突然，能回城读书，也就意味着要离开这片生活多年的黄土地。
当年买锅的事，发生在1971年初夏。知青住的窑洞里，唯一一口铁锅裂了没法用。供销社一口铁锅要15元，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。
70年代初，山西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不高，家里有点钱，大多是靠卖鸡蛋、做点副业换来的。刘朝旭把预支的15元交给郭队长保管，两人一起赶着驴车去镇上供销社。
可路上褂子丢了，钱也没了。没想到没过几天，一口新铁锅就送到了知青窑洞门口。
直到这天窗外，刘朝旭才知道真相——郭队长把自己过冬的羊皮袄卖了。临汾冬天格外冷，羊皮袄是农家过冬的依靠。队长家里并不富裕，和社员一样只靠工分过日子。
卖掉棉袄换钱，是实打实掏心掏肺的付出。
窗外的刘朝旭悄悄转身离开，没有进屋。那天晚上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知青。几个人翻箱倒柜，把平时攒下的零钱全都凑了出来。
第二天一早，刘朝旭没惊动任何人，带着推荐材料去县城报到。按照1973年的推荐制度，上大学前要先到县革委会办好手续，再统一去学校。
刘朝旭走后，知青们把凑好的钱和赎回来的羊皮袄送回了郭队长家。郭队长推让了好几次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黄土院子里，谁也没多说什么客套话。
进入高校后，刘朝旭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。那几年的高校课程，以政治学习和专业基础为主。1977年恢复高考前，推荐上大学的制度一直在实行。
毕业后，刘朝旭被分配到教育系统，当了一名教师。1978年以后，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不少当年插队的青年，都常常回望那段知青岁月。
刘朝旭工资不算高，但每个月都会按时寄一部分钱回临汾。
80年代初，随着农村改革推进，生产队制度慢慢调整，人民公社解体，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郭队长不再是队长，成了一名普通农户。
多年以后，刘朝旭再回到临汾，公社的牌子早已摘下。窑洞还在，当年的供销社变成了小商店。那口铁锅早就换了新的，那件羊皮袄依旧挂在墙上，虽然旧了，却一直都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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